深圳处在中国改革开放的最前沿，公务员面临的物质利益诱惑更多，西方资产阶级腐朽思想与生活方式的冲击更为突出，这对深圳公务员的廉政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从总体上看，自深圳经济特区成立以来，广大公务员发扬“深圳精神”，开拓创新，团结奉献，经受住了各种腐朽思想和物质利益的冲击与诱惑，为深圳经济快速增长和社会全面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与此同时，历届深圳市委、市政府也一直十分重视公务员廉政建设。1987年，深圳市成立了全国第一家地方性监察机关--深圳市监察局，在公务员廉政建设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促进了深圳市廉政工作与经济建设的协调发展。20世纪90年代以后，深圳市进一步加大了反腐倡廉的工作力度，推出了“廉内助”、政府审批制度改革、局级干部任前公示、处级以上干部财产申报制等一系列反腐倡廉的预防措施，同时加大了对腐败分子的打击力度，查处了一批腐败分子。为了从源头上、机制上、制度上加强反腐保廉工作，2000年深圳市做出建立反腐保廉预防体系的重大决策，目前此项工作正在稳步推进。

    当前，随着我国入世与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与发展，我们国家的发展正处在一个新的关键时期，深圳市也处在一个重要的发展时期。在新形势下，公务员廉政建设也应与时俱进。每一个公务员都应紧跟时代的脉搏，充分认识廉洁从政的必要性、重要性与迫切性，不断加强自身修养，自觉抵制各种腐朽思想与行为的侵蚀，形成廉洁从政的好风尚。

一、公务员廉洁从政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内容

    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全面发展、全面进步的社会，反腐倡廉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内容。

    （一）廉政是社会主义国家性质的内在灵魂

    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民主专政包括着两层含义：一是对广大人民的民主，二是对极少数敌对分子的专政。

    人民民主是人类历史上迄今为止最广泛、最深入的民主。在人民民主专政国家，广大劳动人民不仅掌握着基本生产资料和社会财富，而且共同掌握着国家政权，从而在制度上确保了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人民群众享有名副其实的自由和权利。社会主义的公务员是接受人民委托、代表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公职人员，是人民的公仆。因此，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公务员，必须正确行使人民赋予的权力，廉洁行政，克己奉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是社会主义国家性质的内在要求。

    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没有民主，社会主义国家就可能变质，社会主义信仰就日益失去凝聚力，社会主义事业必将遭受沉重打击，广大人民的利益必将受到危害。公务员廉政是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保障。因为人民民主能否切实体现，关键还看社会主义国家机器能否正常运转。公务员廉政，犹如社会主义国家机器的润滑剂，缺乏了这种润滑剂，国家机器就会因“生锈”而无法正常运转。因此，为确保人民民主的顺利实现，每一个公务员都必须廉洁自律。

    人民民主专政不仅是对广大人民群众的民主，还意味着对少数敌对分子的专政。那些蓄意破坏社会主义制度，危害国家和人民利益的行为与人物都是专政的对象。如果公务员出现以权谋私、贪污受贿、腐化堕落等腐败行为，就会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的罪人，受到国家机器的制裁。因此，广大公务员应不负党和人民的重托，自觉抵制与反对腐败，廉洁行政。

    （二）公务员廉洁从政是实现“三个代表”的重要内容

    2000年2月，江泽民同志在广东考察工作时提出了“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只要我们党始终成为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我们的党就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永远得到全国各族人民的衷心拥护并带领人民不断前进。" “三个代表”的思想是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总结中国共产党近80年历史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客观现实，作出的精辟论断，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长远的指导意义，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进一步丰富与完善。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原则。“三个代表”既是中国共产党的立党之本，更是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的执政之基、力量之源。公务员是国家公务的具体执行者，广大人民群众评价中国共产党是否真正当好“三个代表”，不是凭抽象的语言和口号，而是看每一个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能否以身作则，是看在党的领导下的每一个公务员是否廉洁行政、是否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意味着公务员廉洁从政是实现“三个代表”的重要内容。

    公务员的任何腐败行为与思想，都是与“三个代表”根本对立的。首先，生产力是生产方式中最革命、最活跃的因素，先进生产力对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具有决定作用。腐败是剥削阶级唯利是图与不劳而获思想与行为的反映，是剥削阶级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残余，与落后的生产力相一致，因而阻碍先进生产力的发展，完全背离了先进生产力代表的要求。其次，腐败是剥削阶级没落思想文化的残余，是颓废、愚昧、落后文化的代表，是剥削阶级落后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表现，与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完全相左。第三，腐败是极端个人主义的表现，危害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完全违背了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由于腐败是与“三个代表”格格不入的，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公务员，都应该自觉抵制各种腐败思想和行为的侵蚀，廉洁自律，在实践中落实“三个代表”的伟大思想，真正做到像江泽民同志所说的那样：“堂堂正正地做人，老老实实地工作，终生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

    （三）公务员廉洁从政是“以德治国”的重要组成部分

    “以德治国”思想是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第三代领导人在继承和发展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有关“德治观”的基础上，结合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客观实际，提出的系统的、创新性的伟大思想，深刻揭示了道德在现代社会生活中特别是国家治理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是对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新发展。

    “以德治国”的“德”，首先是各级领导干部与国家公职人员的思想道德素质。从这个角度看，加强公务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政治道德建设，形成廉洁从政的好风尚是“以德治国”的首要的、关键的内容。江泽民同志在历次讲话中，一再强调广大公务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政德教育的重要性。1996年6月21日，江泽民同志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75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高素质干部队伍的一个重要素质就是“模范遵纪守法，保持清正廉洁，发扬艰苦奋斗精神，自觉拒腐防变，坚决反对消极腐败现象”。

    2000年6月28日江泽民同志在中央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再次强调要紧密结合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要求，从两个主要方面加强道德建设：一是要加强各级干部的党风廉政建设，提高他们的拒腐防变能力，二是要加强对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道德教育，不断提高全体人民的思想道德素质。从江泽民同志对“以德治国”方针的论述可以清楚地看出，公务员廉洁从政是“以德治国”的客观要求与重要组成部分。

    公务员的特殊地位和身份决定公务员廉洁从政是“以德治国”的重要组成部分。首先，我国公务员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公职人员，“以人民群众为本”、为人民服务是党和国家对公务员的基本要求。有德之人才能行德政。道德建设必须从抓好“官德”做起。公务员及党政领导干部应该成为全社会的道德楷模。其次，公务员，特别是领导干部，是国家权力的具体行使者，他们的立身行事，对社会具有重大影响。正如古人所说的，“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风行草偃。”公务员的道德行为，将对全体公民的德行产生重大影响。因此，“以德治国”首先必须“以德治吏”, 加强公务员道德建设，促进廉洁行政。

    （四）公务员廉洁从政是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必然要求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告诉我们：一方面，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另一方面，生产关系对生产力、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具有重要的反作用。改革开放、经济发展与公务员廉政建设的关系就是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的一种表现。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是社会主义公务员廉政建设的物质基础。公务员廉洁从政对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促进作用，是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必然要求。

    首先，公务员廉洁从政有助于为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创造安定团结的社会政治环境。公务员廉洁从政，促进了政府部门的高效廉洁，有利于增强广大人民群众对政府的信任感，增强广大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信心，从而促进广大人民群众自觉遵纪守法，维护良好的社会秩序；公务员代表着政府的形象，公务员清正廉洁将对整个社会产生正面影响，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公务员廉洁从政，有助于密切党和人民群众、国家干部与广大公民之间的关系，形成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其次，公务员廉洁从政有利于为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创造公正、公平、透明的经济环境。改革开放与市场经济需要公平、公正、透明的经济环境，而政府作为经济运行过程的调节者、经济秩序维护者和经济规则的制定者与仲裁者，其行为是否公正、透明，对经济环境具有十分显著的影响。公务员腐败往往与不公平、不公正、黑箱操作等紧密相连。公务员廉洁从政，根据公开、公正、透明的原则，严格按经济规律办事，有利于排除各种非经济因素的干扰，为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创造良好的经济环境。

    第三，公务员廉洁从政有利于保证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遵循正确的轨道和方向。我们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是在十分复杂的国内外环境中进行的。在引进西方先进科学技术、管理经验和资金的同时，西方资产阶级没落的生活方式与意识形态也会乘机渗透，如果忽视精神文明建设，腐败将肆虐横行，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将会偏离正确的轨道。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相互关系来看，越是集中力量发展经济，越是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就越需要强大的精神动力与强有力的政治保证。公务员廉洁从政，有助于保证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沿着社会主义的正确轨道与方向，使经济建设与改革开放真正促进社会主义优越性的进一步发挥，进一步解放生产力，促进全体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

    第四，公务员廉洁从政是进一步巩固与发展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成果的重要保障。形形色色的腐败现象，其结果都会损害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成果，损害国家和人民群众的利益。比如公务员利用公款大吃大喝，是直接对国有资产的浪费；公务员收受贿赂为走私分子保驾护航，其结果造成国家税款的大量流失，并对生产相关产品的国有企业造成巨大冲击，造成国有资产流失与职工收入的损失；公务员以权谋私，低价出售国有土地，造成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实际上，无论何种腐败行为，其结果都是极少数腐败分子侵害广大人民群众与国家的利益，侵吞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成果。通过公务员廉政建设，可以减少与遏制各种腐败现象，进一步巩固与发展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成果。

二、公务员廉洁从政是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要求

    公务员是政府工作人员，其一言一行代表着政府的形象，其廉洁与腐败直接影响到民心的向背，“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民心向背可以决定国家政权的存亡。正如古人所说， “国有贤良之士众，则国家之治厚；贤良之士寡，则国家之治薄。”公务员腐败会导致人们丧失对政治体系的信心，失去对政治权力的认同，甚至可能招致严重的社会危机，影响国家稳定。古今中外的实践表明，廉政是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

    （一）我国历史表明廉政是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

    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肃贪倡廉源远流长。我国古代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孔子曾经指出，“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为此，孔子特别强调从政者要廉洁自律，要“慎独”.  中国几千年的历史表明，凡是吏治清明、官员廉政的时期，人民生活也相对较为富裕稳定，国家政权也较稳固；反之，官员贪，则人民深受其苦，国家也走向衰败。

    早在奴隶社会，夏桀、商纣就因凶狠残暴、荒淫无度而最终丧国，周武王则因 “得道多助”而以少胜多，取得天下。曾经显赫一时的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封建制中央集权国家秦朝，尽管完成了统一中国、统一货币、统一度量衡等千秋伟业，但由于横征暴敛，修长城，建阿房宫、骊山墓等，上至皇帝下至官吏贪婪挥霍无度，以致群雄并起反秦，辉煌一时的秦朝终至覆灭。隋朝开国之君隋文帝在位期间，“躬节俭、平徭赋，仓禀实，法令行”，吏治清明，君臣较为廉洁。与此相应，当时隋朝百姓生活安定富裕，国力强盛，以至“天下储蓄，可供五十年”，被史家称之为历史上最富裕的王朝。然而，隋炀帝继位之后，君臣自上而下穷奢极欲，荒淫无度，贪婪残暴，终使隋朝在短短三十五年间就由盛极而迅速灭亡。唐朝是我国古代最强盛的封建王朝，唐太宗李世民开创了名垂青史的贞观盛世，其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吏制清明、官员廉洁无疑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当时如魏徵、房玄龄等一代名臣，清正廉洁，为贞观盛世立下汗马功劳。唐玄宗中后期，吏治日渐败坏，以宰相李林甫、杨国忠等人为首的贪官污吏贪污受贿、排除异己、大兴土木、广建私宅、误国误民，为后来的“安史之乱”留下了隐患。宋徽宗期间，徽宗沉迷于奇花异石、书画珍宝之中，大兴土木，建明堂、修方泽、立道观等，官风日渐腐败。其宰相蔡京大肆贪污，凡国家的各项工程款，无不截留；凡想升官晋爵者，都须向其供奉金银奴婢，蔡京视其贿款多少授予官职。上行下效，国家纲纪法度形同虚设，吏治败坏，贿赂公行，朝纲日乱，百姓深受荼炭，致使曾经强大的北宋王朝不堪金兵一击，弃都脱逃，偏安杭州。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尽管凶残暴虐，滥杀无辜，但他对贪官污吏的猛烈打击，对巩固明皇朝，稳定民心起到了重要作用。明末李自成义军几经征战终于推翻了明皇朝，但起义军入京只40天就惨遭大败，究其原因，固然与吴三桂引清军入关有关，但内部将士入京后骄奢腐败却是根本原因。清朝乾隆年间是我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之一，但乾隆中期之后，吏治日益涣散，贪污贿赂之风日益严重。乾隆的宠相和糰堪称我国历史上的贪官之最，和糰当官20年，敛财达10亿两白银，相当于当时清皇朝十年的财政收入。以和糰为首的贪官污吏，严重败坏了清朝的吏治，直接影响到国计民生，并成为清皇朝由康乾盛世走向衰落的直接原因之一。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革命，在定都天京之后，上至洪秀全下至各王与官吏，腐败日盛，最终导致革命的失败。国民党时期，贪风更甚，以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为首的官员豪绅们凭巧取豪夺而富甲天下，国力日衰，民不聊生，列强纷纷入侵，使中华民族受尽苦难。

    历史上廉政兴国、腐败误国的例子不胜枚举，上述例子不过是沧海一粟。千千万万的事例从正反两方面证明国家的强盛离不开官员廉政。在少数人统治大多数人的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尚且如此，对于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而言，公务员廉政更是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

    （二）世界各国的经验表明国家稳定离不开政府官员廉政

    从世界各国的经验来看，凡是公务员制度较为完善、政府官员较为廉洁的国家，国家政局也较为稳定；相应的，贪污腐败现象较为严重的国家，政局也往往动荡不安，经济发展也受到很大影响。这种廉政与国家稳定之间的关系，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都存在。同一国家的不同时期，也存在类似的现象。

    国际著名反腐败组织--“透明国际”所公布的世界各国“腐败印象指数”显示，2001年世界廉政程度最高的十个国家（或地区）分别是芬兰、丹麦、新西兰、冰岛、新加坡、瑞典、加拿大、荷兰、卢森堡和挪威；而腐败程度最高的十个国家（或地区）则分别是孟加拉国、尼日利亚、乌干达、印度尼西亚、肯尼亚、喀麦隆、玻利维亚、阿塞拜疆、乌克兰、坦桑尼亚。从上述排名可以清楚地看到廉政程度与政局稳定、经济发展之间的正相关关系。

    从世界各国近几十年的政局演变中，也可清楚看到廉政与国家稳定之间的关系。例如东南亚各国，近几十年来普遍出现政局动荡不安，总统的非正常更替频频发生，其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官员腐败无疑是一个主要原因。菲律宾的马科斯因贪污腐败而下台之后，其妻伊梅尔达的上千双奢华的鞋子曾经令世界为之侧目；菲律宾前总统埃斯特拉达的下台，腐败也是主要原因之一。曾经执掌印度尼西亚政权达32年之久的苏哈托，曾因采取有效的经济政策而令印尼经济得到迅速发展，但他在任期间，以苏哈托及其家族为首的印尼官场腐败之风日盛，苏哈托及其家族靠贪污、受贿、垄断等腐败行为变得富可敌国，拥有至少200亿美元的资产以及数百万公顷的林地和数十万公顷的房地产。腐败使印尼人民蒙受巨大损失，使印尼经济受到了沉重打击，到90年代，苏哈托终于被人民赶下了政坛。最近瓦希德的下台，不廉洁行政也是一个主要原因。90年代末期以来马来西亚政局的频繁动荡也与官员腐败密切相关。

    非洲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地区之一，也是腐败最严重的地区之一。在非洲许多国家，官员代表政府签订合同收取佣金或回扣公开合法。如在加纳恩克鲁码执政时，政府合同的佣金或回扣一般为5%至10%，当时加纳贸易部甚至公然拒绝那些不支付相当于进口许可证价值5%至15%贿金的商人们的进口申请。当腐败变成公开的惯例时，国民经济受到了严重侵害，贫穷与腐败形成恶性循环，使非洲部分国家的人民陷入了绝对贫困之中，国家也因此动荡不安。

    不仅在发展中国家腐败会影响政局与国家的稳定，在发达国家也是如此。1972年至1974年美国发生的“水门事件”直接导致总统尼克松辞职，并引发美国的宪法危机。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日本首相走马灯般频繁替换，其中5位首相下台的原因都涉及腐败问题。官员腐败导致了日本政局的动荡，并在一定程度上延长和加剧了日本经济衰退。

    总之，当代世界各国的实践表明，腐败是国家政局动荡的主要原因之一，公务员廉政是国家稳定的根本条件。这一规律，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无论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均概莫能外。

    （三）廉政是中国革命和建设取得成功的重要保障

    从我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来看，反腐倡廉是中国革命和建设取得成功的重要保障。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反腐败斗争，无论是建党初期、在边区根据地时期，还是在全国取得执政地位之后，中国共产党一直把反腐倡廉摆在十分重要的位置，及时纠正和铲除各种腐败苗头，不断加强廉政建设，从而使中国共产党日益强大，最终领导全国人民建立了社会主义新中国，取得了革命和建设的一个又一个胜利。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一部加强自身建设、不断同各种消极腐败现象做斗争并取得胜利的历史。

    早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党的一大就开始关注自身的廉政建设。在一大党纲中规定，地方委员会的财政、活动和政策，应受中央监督。1922年7月，党的二大党章对党的纪律作了详细规定。1926年8月，针对当时党内出现的一些贪污腐败现象，中共中央及时发出了《关于坚决清洗贪污腐化分子的通告》，把一些投机腐败分子及时清理出革命队伍，维护了革命队伍的纯洁性。1928年，在红军中正式颁布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以后又发展演变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在廉洁自律方面的一个重要文件。1938年8月，陕甘宁边区政府制定了《惩治贪污暂行条例（草案）》. 1942年2月，毛泽东发表《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开展了著名的延安整风运动。1942年3月，淮北苏皖边区公布了《惩治贪污暂行条例》. 1944年9月，毛泽东在《为人民服务》的演讲中阐述了党的根本宗旨。1948年，华北财经办事处发出《关于反贪污浪费的指示》. 1949年3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及时告诫全党务必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克服骄傲情绪和贪图享乐的情绪。

    在加强廉政规章制度建设的同时，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边区政府与军队依照有关规章加强了打击、惩治腐败工作。仅在1939年至1940年两年时间内，边区政府查出乡级干部贪污分子150人，区级以上27人，全部驱除出政权机关，罪大恶极者绳之以法。如当时江西省于都县苏维埃主席熊仙壁，因贪污渎职被判监禁一年；瑞金县财政部会计科长唐达仁，贪污大洋2000元被判死刑。严惩贪污腐败分子，对保证根据地政权机关的廉洁，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建国之后，一些人被胜利冲昏了头脑，经不住各种奢侈腐化生活的诱惑，面对执政后拥有的巨大权力，出现了较严重的以权谋私现象。为此，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政府及时在全国开展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惩治了一批贪污犯罪分子，挽救了一批犯错误的同志，纯洁了党员干部与公务员队伍。“三反”运动期间，全国共查出贪污的赃款赃物60000亿元（旧币），涉案人数达10多万，1万多人受到刑事处罚，51人被判处死刑或死缓，其中包括震惊中外的贪污犯刘青山、张子善等人。这些措施教育了广大党员和干部，巩固了年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开放政策推动了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显著改善。然而，与此同时，在新旧体制转轨时出现的大量体制性漏洞与摩擦、经济利益的巨大诱惑以及国外资产阶级腐朽思想和生活方式的巨大冲击，使反腐败形势变得更加复杂，使廉政建设任务变得更加重要和艰巨。如果不加强反腐败斗争，做好廉政工作，就可能使我们的改革成果毁于一旦，并将破坏国家的长治久安。在这种新形势下，我国进一步加强了廉政建设，一再强调要坚持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把反腐倡廉作为关系到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大事来抓。为此，一方面，我国进一步加强了公务员廉洁从政的制度建设，如提出了反腐败斗争的总体要求，进一步明确了反腐败斗争的指导思想、领导体制、工作格局和基本原则等，制定了《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试行）》、《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试行）》、《关于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收入申报的规定》、《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重大事项的规定》、《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制止奢侈浪费行为的若干规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等有关反腐倡廉的法规制度。另一方面，我国加大了对腐败的惩处力度，查处了一批大案要案。这些反腐倡廉措施对巩固我国改革开放的成果、维护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确保国家的长治久安具有重要意义。

三、公务员廉洁从政是一项长期任务

    腐败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它还将在一定时期内长期存在，在一定情况下还可能激化。社会主义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公务员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腐败的实质是公共权力被滥用而使社会公共利益受到损害，因此，腐败同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政权的性质是根本对立的。为了维护党、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提倡廉洁、反对腐败是一项长期任务。

    （一）反腐败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长期任务

    腐败伴随着私有制、阶级的出现而出现。在原始社会末期，出现了剩余产品，继而出现了私有制和私有观念。当时一些氏族中掌握权力的首领开始运用权力为个人或小集团谋取私利，从而出现了人类历史上最原始的腐败。随着阶级的出现与私有制国家的产生，腐败已成为一种社会“通病”和“顽症”，从奴隶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古今中外，概莫能免。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剥削阶级已深深认识到腐败的危害，为了巩固他们的统治，资本主义国家纷纷在不损害资产阶级根本利益的前提下，加大打击腐败的力度。然而，由于私有制和剥削阶级仍然存在，腐败依然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痼疾。即使是那些自诩为法制完备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腐败丑闻也不断暴露，以至权力变成赤裸裸的商品进入市场，出现了公然用金钱操作选举、用金钱收买政策法规的“金权政治”。

    社会主义国家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消灭了剥削阶级的社会，广大劳动人民成为国家的主人，从而为消除腐败创造了条件。然而，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腐败还将长期存在，在一定的情况下甚至可能蔓延。

    首先，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虽然旧社会的经济基础不存在了，作为完整意义上的剥削阶级也不存在了，但是，社会意识形态具有自身的相对独立性，形形色色的剥削阶级的腐朽思想还将在一定时期内长期存在，正如一百多年前马克思所预见的，社会主义社会“在各个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这是当前腐败存在的思想基础。

    其次，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受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限制，物质财富还没有达到极大丰富的水平，人们仍具有额外占有物质财富的欲望，这是当前腐败存在的物质前提。

    第三，在社会主义社会，依然存在着公共权力的所有者与行使者的分离，从而使公共权力被用于谋取私利成为可能。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根据我国宪法规定，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如果公共权力为全体人民直接掌握，它就不可能成为少数人谋取私利的工具。但是，在社会主义社会，国家公共权力还不可能在全社会范围内由人民群众直接行使，而只能由人民选举出来的代表行使，这就形成了公共权力所有者与使用者的分离。本来权力行使者应当体现权力所有者的意志和利益，但在现实中，权力行使者具有相对独立性，其中一些人可能由于私利的驱动而在行使权力时背离权力所有者的意志和意愿，将人民委托的公共权力变成谋取私利的工具。这种可能性一旦与某些条件相结合而变成现实，腐败现象就随之产生。

    正因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腐败还将长期存在，为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充分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维护党、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提倡廉洁、反对腐败是一项长期任务。

    （二）改革开放需要加强廉政建设

    当前，我国正处在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这种体制的转轨涉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许多领域，是一场触及到利益调整、体制转换、观念更新的深刻革命，必然会引起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方面的许多重大变动。在这个转轨时期，计划经济时代的一些制度与秩序已经打破，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体制、新秩序、新规范不可能在短期内建立健全起来；市场的物质利益诱惑与计划经济时代的权力过于集中共同存在，容易滋生权钱交易等腐败现象……由于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及与此相适应的一整套法律、政策和管理制度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因而这种新旧体制交替的错综复杂的局面还将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期，这使转轨时期反腐败斗争的任务更加长期和艰巨。
         
    改革开放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改革开放进一步解放了生产力，促进了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进一步发挥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巩固了社会主义制度。但我们必须看到，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在引进西方先进技术和管理的同时，西方一些腐朽思想和腐朽文化也随之入侵，西方意识形态的渗透将长期存在；在改革开放过程中，随着市场经济利益原则和等价交换原则的引进，一些拜金主义思想、剥削阶级的腐朽生活方式也可能死灰复燃……从而增加了反腐败斗争的复杂性、艰巨性。正如邓小平同志指出的，“我们要反对腐败，搞廉洁政治，不是搞一天两天、一月两月，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

    （三）中国加入WTO对公务员廉洁从政提出了更高要求

    加入WTO，意味着我国将进一步加大对外开放的广度与深度，更深地融入到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潮流之中，这不仅会对我国经贸领域产生重大影响，而且也将对我国的反腐败形势产生深远影响，对我国公务员的廉洁从政提出更高要求。

    世界贸易组织强调非歧视、透明度等原则，这些都是与腐败格格不入的。政府部门办事的公开度与透明度不高，极易引发暗箱操作，而暗箱操作是腐败的温床。中国入世后，必须履行世贸组织规定的透明度义务，提高政策的透明度与公开度，减少政府部门对经济的干预，提高政府部门的办事效率。这就对公务员廉政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公务员增加服务意识，增强办事的透明度，提高办事效率，杜绝各种“关系户”、“特权阶层”，无歧视地、透明地对待每一个需要服务的个人与机构。

    加入WTO后，我国将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与世界各国的联系将更加密切，这使西方国家获得了更多的在和平条件下对我国进行渗透和影响的机会，西方国家会更多地向中国输出其政治制度、价值观念及腐朽的生活方式等，这必将对我国公务员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等造成更大冲击，从而增强了反腐败斗争的艰巨性和复杂性。为了杜绝由此带来的负面影响，必须进一步加强公务员廉政建设，提高公务员廉洁从政的自觉性。

    加入WTO，在给我国经济发展带来更多机会的同时，也使我国面临更加激烈的国际竞争。为了在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我国除了要进一步在经济方面采取有力措施以提高自身的竞争力以外，还应进一步加强公务员的廉政建设，因为廉政也是影响国际竞争力的一个重要因素。瑞士洛桑管理学院的国际竞争力评价在世界享有盛誉，在他们的国际竞争力评价体系中，政策透明度、官员是否腐败等都是重要的评价指标。从历年的评价结果来看，我国在该方面的排名一直偏低，是阻碍我国竞争力提高的一个因素。另据透明国际组织有关廉政方面的排名，2001年在他们所考察的91个世界主要国家与地区中，中国排名57位。尽管上述国际组织在考察各国的廉政程度时可能有偏见，但从总体上讲，其排名结果仍有相当的参考价值。这意味着，我国廉政建设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仍然存在着许多问题。公务员廉政建设仍是今后的一项长期任务。